1940、5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国的社会性质从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为中国设计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设计，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表征，从形式到内容，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年里，中国设计不但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当代设计探索民族化的设计语言，建立中国设计的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设计的诞生”，以中国社会的巨变为背景，围绕1945-1959年之间的中国设计与中国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丰富的实物、图像、影像和文献等多种途径，系统呈现中国现代设计史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阶段，充实“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这个主题的历史书写，展览于2024年3月20日至4月21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
20世纪中叶的中国经历了社会巨变，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社会性质从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又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迫切希望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的面貌，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
建设一个伟大的新社会的理想激发了一代人的热情。关于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以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积极的工业化政策，则构成了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性基础。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设计，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要表征，从形式到内容，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间的设计，不但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当代设计探索民族化的设计语言，建立中国设计的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设计史研究的重要篇章。
本次展览围绕“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这一主题，以中国社会的巨变为背景，以1945-1959年之间的中国设计与中国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主线，通过实物、图像、影像和文献等多种途径，力求反映新中国设计历史构建的路径，全景式的梳理与呈现中国现代设计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阶段。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统一改为解放区，并在解放战争中逐步扩大。而在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美术和设计经验，则随着进军全国的步伐很快影响至全国。当然，延安美术对于新中国设计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新年画为代表的宣传性平面艺术。随着对全国各大城市的解放和接管，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营经济，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则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中国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中所形成的设计知识和经验也成为新中国设计的重要源泉。
《在旗帜下前进！》，张仃，宣传画，77×53.3cm ，1949年，中国美术馆藏
《文艺三十年》,封面设计：张光宇，13×18.4cm，1949年5月4日，私人收藏
《民间刻纸集内页》，古塞、星空体育钱君匋编，封面设计：钱君匋，书籍，18.7×25.8cm。1950年，私人收藏
《恒丰印染织厂布样（人物）》，样册，18×26cm，1940年代，私人收藏
新中国设计的诞生，在视觉层面上，首先表现为以国旗、国徽为核心的国家视觉形象的确立。齿轮、麦穗、五角星等一系列符号语汇，使新中国设计的图形语言焕然一新。其次，表现为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密切配合的宣传性图像和装帧新风格的日渐成熟。就中国的现代设计运动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内容广泛的视觉革命。
《曾联松应征国旗设计稿》，曾联松，印刷品，1949年，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
《国徽：张仃、钟灵国徽设计稿》，张仃、钟灵，印刷品，1949年，中国政协文史馆藏
《中国共青团团旗设计稿及批复件》，周令钊，印刷品，1950年代，私人收藏
《国徽设计稿》，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印刷品，1950年，中国政协文史馆藏
《第二套人民币五元券装饰纹样设计稿》，周令钊，印刷品，13.1×25.2cm，1952年，中国印钞币总公司藏
对于新中国来说，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就是把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工业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了关于新中国城市功能的顶层设计，即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共同纲领》更是强调将重工业作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这些原则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积极的工业化”政策中得到坚决地贯彻和落实。可以说，无论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规划和改造，还是西安、成都等八大重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乃至于工矿企业和工人住宅的设计，都是国家工业化顶层设计的延伸。在积极的工业化这个大背景之下，从国之重器到民生日用，新中国设计的大幕徐徐拉开。
《北京市规划草图——总图（1954年修正稿，重绘版）》，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印刷品，1954年，来源于《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
《上海火车站全国铁路时刻表》，印刷品，21.3×37cm，20世纪50年代，私人收藏
《718联合厂的电子影像资料》，印刷品，20世纪50年代，718博物馆收藏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意义非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合营和经济改组，纺织行业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统购统销、选样定产的计划生产管理体制。以上海为中心，诞生了经济、美观、实用的花布设计与丝绸设计创新，纺织业的发展既保障了人民衣着，又通过丝绸等高档纺织品的出口创汇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服装领域，“增产节约”与“旧衣改制”是日常服装设计生产的主题，与此同时，“美化服装运动”与民族风格的探索也在服装设计界和行业内部悄然兴起，时装的面貌呈现出中西混杂、新旧交融的局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与向往。
《旧衣改新装》，上海文化出版社，书籍，25.9×18.6cm，1957年，私人收藏
《和平鸽纹样丝绸被面》，中国浙江省丝绸进出口公司，丝绸被样，1950年代，私人收藏
《大花样本》，上海纺织品采购供应，样册，53.5×38cm，1955年，私人收藏
在《新民主主义论》（1949）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思想主张后经《共同纲领》确立为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总纲，对新中国的设计和设计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以北京的十大建筑为代表，新中国的设计师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总的方针的指导下，坚持实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原则，尊重科学、尊重实践，与建筑师、工程师和建筑工人通力协作，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新设计。
《人民大会堂活页画册—人民大会堂》，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品，37.5×52.7cm，1959年，私人收藏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墙大样》，印刷品，1959年建成， 图源于《人民大会堂专辑》
展览助理：谢书旖、凌晨、郭璎萱、于明慧、陈珊珊、许梦伊、黄心仪、刘玉琪郑林亦心、王堂瑶、周厚堃、应玥琪、张钰莹、廖纯誉、燕阳、陈玥晓、敬茜
学术支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新中国设计史研究”（21AG012)课题组
特别鸣谢：中央美术学院档案室、贾延良、、唐薇、王人殷、崔冬晖、彦风戴梦、李世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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