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告，从2016年起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不再印制学位证书，颁发给博士、硕士和学士的学位证书将由各大学自行设计印制。这项突发的改革表面上是为了扩大大学自主权，然而背后深层影响不容忽视，值得商榷。
首先，中央政府只是不再印制学位证书，国家授予学位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大学获得的所谓自主权只不过是在设计印制上能翻些花样。也就是说，学位证书的表现形式将由大学决定，这是“名”，而学位授予的实质主体还是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这是“实”。改革势必造成“名”与“实”不相符。新办法中有一点颇受关注：“学位授予单位印制的证书不得使用国徽图案”，不放国徽怎么能为“实”正“名”？
对中央政府来说，什么权应该放、什么权不能放，中国传统政治讲究“唯器与名不可假人”。 传统政权讲究正朔、服色、徽号、度量、名分等来体现国家权威，现代国家则要确立秩序、规格、标准、形制等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无论古今，政权的统一首要在于名器的统一，实质的行权、行事主体未必全在中央。中国古代素来重视“礼”，礼者，体也，对中央政府而言，享有权威比实操权柄更为重要。大学需要在育人的实质上更加多元化、特色化，政府在实质上放权是利好，但名器上的放任须慎重。
再者，学位证书和各种行业、职业认证具有本质不同。学位是学术标准与学术秩序的物质形态，是衡量所有国民受高等教育水平的统一、可比的准绳，它能唤起对学术的信念，确立严肃的科教体系。最近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取消了多项职业资格认证，这有利于翦除不必要的行政束缚，激发社会活力。然而，职业培训可以市场化，教育却不能市场化，若要改善大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学位含金量不足的问题，更应该严格管理、慎重发放，而不是放开。学位认证不只是一件形式上的小事，关系到国家人才体系的健康发展，动摇的是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
学位证书印制的改革不仅没有真正给予大学实质上的办学自主权，反而会有损大学的威信，还将增加社会成本。西方诸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学位授予制度包含了这些学校在现代化之前的悠久历史传星空体育统，这种对学术独立的保守既得益于他们早熟的学术威望，也有国家政体建立时的特殊性。中国所有大学都是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权威得到国家的背书，从中获得的授权性的认证，加快现代大学体系的建立。自行设计花纹，却没有了“国徽”，对大学来说得不偿失。
同时，教育部也认为学位证书统一格式和印制“起到了规范学位证书使用、防止滥授学位和伪造学位证书等作用。”目前社会环境并没有质的改变，造假和滥用可能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改革的动因究竟何在？如果学位证书变得五花八门，国际国内的学校、用人单位等所有需要参考学位的地方都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做鉴定核实，人才交流中识别成本大幅增加，官方的学位信息收集、审核、报送等管理工作也会更加繁复，造假者却有了更多空子可钻。学位是个人基础信息，社会需要的是简单、明确、易辨的认证，至于如何看待各种学位的价值则可以由市场裁决。所以认证信息应该单一而非多元、对认证信息的使用应该多元而非单一，这才符合社会运行规律。
更重要的是，改革前我们的“双证”制度完全能够体现大学个性。学位证由国家统一印制，而毕业证由大学各自印制，学位证上有国徽，简明、权威，毕业证上体现大学风格，包括大学自主授予的第二专业、荣誉毕业生等内容都可以在毕业证上落实。“双证”制度兼具统一与多元、权威与个性、严肃与灵活的特性，甚至堪称合理的中央地方分权关系在文教系统的投影。如果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有什么独创经验可供国际参考，那么“双证”制度倒是一条。我们关于国家政府、社会和大学的信任观念，以及社会信用体系都与国外有本质不同，亦步亦趋的仿照是糟糕的国际接轨，不稳定的体系恐怕会从整体上降低中国学位在国际上的公信力。
从国家治理能力、大学学术威望到社会运行成本，学位印制改革都需要三思。如能建成秩序井然的学历社会，对现代中国并不是坏事。